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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讲座伊始，李怡教授讲解了标题的来源，即1925年2月鲁迅在《京报副刊》发表的惊世骇俗之论：“我以为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中国书，多看外国书。”学界对鲁迅这句话的理解，他总结为三种：一、新文化继续对决旧势力；二、激进派不满意“整理国故”的流弊；三、代际隔膜，思想“错位”，而这三个理解都着眼于社会历史的重大事件，体现了重视大语境、关注新文化进程与旧传统之关系的认知路径。如若采取与之相反的一种认知路径，即重视小语境，将鲁迅之论断置入其生成的历史现场中去加以考察，我们就会发现，鲁迅的回应乃至“青年必读书”事件都是一个媒介事件。

　　首先，李怡教授讲解了“青年必读书”事件发生的历史背景。早在1923年，胡适、梁启超就曾围绕着给清华留美学生开具“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”而展开讨论，这一事件由学界转至传媒界从而引发讨论，就与《晨报副刊》的编辑孙伏园在自己的园地上转载胡适的书目密切相关。同样是孙伏园，因在《晨报副刊》上刊载鲁迅的诗歌《我的失恋》引发的风波而愤然辞职，后主持《京报副刊》而又想进一步扩大其影响，于是，策划媒介事件，就成为报纸经营的重要一环。